“为了拿到第一手资料，老师常年奔波在实验一线。凡是重要实验，他都要到现场，拍摄实验现象，记录实验数据。”学生张博士说，每做一次实验，林俊德都建一个档案，就像病人的病历一样，几十年从不间断。同事、学生需要资料、数据，都能在他那儿很方便地找到。“老师的实验记录细致全面，令我们这些学生常感惭愧而敬佩。”

与林俊德共事20余年的王占河研究员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为尽快攻克爆炸工程技术的一个重大难关，年逾花甲的林俊德带着同事学生们在办公楼附近挖了一个大土坑，每天爬上爬下做实验，冬天寒冷刺骨，夏天闷热炙烤，一干就是300多天。“经常一身土一身泥，大家都笑称他是‘民工院士’。”

基地的同事都知道，举凡事涉科研，林俊德便十分“苛刻”。他曾在干部推荐会上直言批评一位候选人急功近利的科研态度，也曾毫不留情地在答辩会上对自己的得意学生发难……读他这位权威院士的博士，平均要6－8年才能完成学业，拿到学位。

“他要我们作为学术助手和他一道探索前沿课题。”直到林俊德去世后才完成博士论文答辩的唐博士说，虽然老师连过年都不允许学生拜访，却是一位内心有大爱的人。

“生病住院后，他叫我们去拷贝资料，我们才知道，他给每个学生都建立了一个文件夹，详细记录着每个人的技术专长、培养计划和施教方案，甚至师生间的交流讨论。”唐博士回忆，从跟老师的第一天起，短的三四年，长的十几年，老师都详细准确地记录下了他们每个人的成长足迹。

“拷文件时，我们都忍不住哭了。”

唐博士自己的博士论文，就是林俊德在生命最后3天中批改完的。这份130页、8万多字的论文上，留下了林俊德338个颤抖的笔迹，这也是院士一生的最后手迹。

桃李不言。如今，林俊德指导和培养的23位学生，多数都已成为基地科研试验的学术带头人或技术骨干。

“他做人的原则始终停留在‘两弹一星’的火红年代。”基地副政委侯力军说，林俊德有“三不”：不是自己研究的领域不轻易发表意见、装点门面的学术活动坚决不参加、不利于学术研究的事情坚决不干。

“参加学术评审会从来不收评审费，不让参评人员上门拜访。科研成果报奖时，他总是把自己名字往后排，不是自己主持的项目坚决不挂名。”基地政治部原副主任成泽辉说，2001年，在林俊德当选院士的当天晚上，一位老朋友代表某学院邀请他出任客座教授，给他建独栋别墅，付年薪20万，一年只要去作一次报告即可。

类似这样跟自己学术无关的邀请，林俊德拒绝了太多。

林俊德同样经常拒绝的，还有荣誉——最近的事例是，去年基地两次准备为林俊德申报全国先进和何梁何利奖提名，都被他拒绝了。

“咱们花钱不多，做事不少。咱讲创造性，讲实效，为国家负责。”52载饱经戈壁风霜之苦，52载肩扛攻关攀登重任，林俊德对自己的一生深感欣慰，“我们这代人留下的不是痛苦的回忆，留下的是一种自信，一种自尊。”

临终前的林俊德，唯一的心愿是回到马兰，回到他一辈子战斗生活的那块大漠戈壁。

在最终的遗言中，他念念不忘的也是马兰：“马兰精神很重要，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希望大家继承马兰精神，让国家、人民尊重我们。”

一朵怒放的戈壁马兰凋谢了。而在罗布泊这片写满传奇的大漠戈壁上，那曲人人皆知的《马兰谣》却将永远传唱——

“一代代的追寻者，青丝化作西行雪；一辈辈的科技人，深情铸成边关恋。青春无悔，生命无怨，莫忘一朵花儿叫马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