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兔子”上传了一张照片，备注写着“来体检”，照片上是一个标注了名字的地铁站。追踪跟火花立刻联想到，这有可能是参军前的体检。果然，没过多久，“兔子”就更新了进展，称自己的体检结果是“X级”（韩国征兵体检结果分甲乙丙三级）。这个结果并不常见，已经能很大程度锁定当事人了，但她们担心当事人发送的是虚假消息，直到“兔子”再次更新进展，称自己将在‘8月完成第二次体检’后，追踪跟火花才选择报警。后来，警察根据这一地区新兵入伍的名单，锁定了兔子第一天体检时获得“X级”的嫌疑人，并在“兔子”复检当天，突击逮捕了他。 

　　除了报警，追踪、火花和后期加入的《国民日报》特别报道组，还主动联系过受害者。比如在进入“熟人凌辱房”大为流行的那段时间，报道团曾联系过一位老师，因为这位老师的照片被熟人上传到Telegram后，一直在四处流传。这也是对报道组冲击最大的，最开始她们看到合成照片时，还认为这些照片的尺度比其他“房间”小，危害更低。但她们很快意识到，这些照片是通过偷拍、盗取得来的，这些人在侮辱自己的朋友、邻居、妹妹甚至妻子。

　　报道组几经周折才联系上受害到老师，一开始，这位老师特别困惑，因为很多照片都是她只在Instagram上发布过，而她的Instagram账户只向少数熟人开放。报道组甚至还设想过，是不是陌生人发送了关注请求后，这位老师不小心通过了，好在老师的Instagram上，粉丝并不多，报道团干脆用了排除法，逐步锁定了当事人。随后，她们逐步采用分组发送照片的办法，用了四天，成功锁定嫌疑人就是老师的一名高中同学。

　　警察后来在老师同学的手机上确认了几十张合成照片，他承认，自己随时都在监测着老师的社交账号，只要有新的照片，就立即上传到Telegram上，在那里，有专人可以对这些照片进行PS。2020年1月，警察以涉嫌诽谤和散布色情信息为名，逮捕了这名嫌疑人，如今，已经移交检察机关。

　　虽然报警有一些成果，但在整个潜伏期间，无论是追踪还是火花，还是后来加入的记者，最担心的，始终是自己的身份被暴露。追踪记得，有一次，她在一个聊天室里看到了自己学校的视频，定睛一看，受害者并不是自己，那一瞬间，她甚至感到松了一口气，随即又因为自己的“轻松”内疚不安。很快，她就在熟人圈子，同时发现了受害者和参与者。《国民日报》记者在潜伏刚开始的时候，还专门上网去查询过，自己的照片是否也被上传了，她记得，输入自己的名字查询时，因为紧张，她甚至久久无法按下“Enter”键。幸运的是，她最终没有发现自己的照片和信息被泄露。火花则在做选题的那段时间，经常疑神疑鬼，比如出门时如果衣柜门是打开的，回去后关上了，她脑子里就会警铃大作。在公共场所上卫生间，也常常恐惧不安，总感觉是不是偷拍摄像机。

　　这些担心并不是报道者们在无中生有，相反，自从报道开始后，火花就发现，有人专门开设了一个聊天室，只要报道过“N号房”的记者，无论男女，个人信息都会被上传，以供羞辱。

　　韩国的数字化性犯罪

　　虽然“N号房”最终披露出来的情况，已经突破了很多人的想象，引发了震惊和愤怒，但用追踪和火花的话说，她们实际上只披露了一小部分事实，也是程度最轻的那一部分。在火花看来，“N号房”用制造“奴隶”的手法进行性剥削，甚至对未成年人进行性剥削，手法虽然令人震惊，但并不新鲜。

　　事实上，韩国的数字化性剥削事件，最早应该追溯到1997年。当时，一盘名字为“红领巾”录像带曾广为发行，录像带的内容记录两个十几岁男孩与一个十几岁女孩发生性关系的场面，录像带是其中一个当事人用8毫米微型摄像机拍摄的。这篇录像带从1995年开始，就一直在秘密传播，最终于1997年登上了当时韩国大小媒体的新闻头条，引发讨论。即便警方已经公开声明，女孩是在被四个成年男性强奸后被迫拍下录像带的，但当时的韩国新闻媒体，包括主流新闻媒体上，报道的主题仍然是，这盘录像带象征着韩国青少年的堕落。

　　那时的记者普遍认为，作为受害者的女生并不值得尊重，而且，他们指责她中途辍学，堕落成一个职业的性工作者，记者们甚至公开质疑，这个女孩是否有权利获得保护。从那以后的很长时间，这盘录像带始终以2万到10万韩元（约人民币115~578元）的价格，在整个韩国大肆传播。

　　见证了“红领巾”事件带来的需求飙升后，韩国色情行业开始制作内容和主题相似的录像带，其中很多录像带的主角都实际或看似未成年女孩。也是从那时起，韩国色情行业的关注重心，部分转移到了未成年女性身上。

　　值得注意的是，“红领巾”录像带事件发生的1997年，正是韩国互联网和家用摄像机开始普及的日子，这同时为偷拍准备了肥沃的技术土壤。就在“红领巾”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1997年至1998年之间，首尔的百货公司女浴室、火车站女厕所、女子大学的专用浴室内等地方，都被发现了针孔摄像机。从那时起，这些被贴上“私人色情”的产品，始终是韩国色情产品市场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未消失。

　　虽然韩国分别在1998、2006、2010和2012年，先后四次颁布或修订法案，规定了使用数字手段制作和传播非法色情产品后的入刑标准，但这并没有改变那些加害者的观念。1月9日，《国民日报》首次推出了长达6个月的重磅深度报道时，在“博士房”的一个外围聊天室里，参与者们声称自己只是在正常购买商品，是记者在故意影响舆论，还用现任总统文在寅的竞选口号给自己打气，“相信过程公平，结果正义”。

　　直到“N号房”事件已经沸沸扬扬的3月22日，“N号房”的一个外围房里，依然聚集着超过4100余人，新的被害者照片和视频依然持续上传和流散。而在前一天的3月21日，有人曾在这些聊天室里散发了调查问卷，询问这些参与者对受害者的看法，来自2300人的反馈显示，聊天室里39%的人认为，事件的爆发主要责任在总统文在寅，25%的人认为，受害者的遭遇都是自找的，只有19%的认为，受害者很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