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长征是一场理想信念的远征，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我们重新再出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长征路万里行’移动直播报道组”来到陕西延安。从吴起县到子长县，再到志丹县，都留下了红军胜利的足迹。也是在这里，红军生根发芽，重新出发，将革命推向全国。系列报道《新长征再出发》今天推出《生根》。

央广网北京8月10日消息（记者杜希萌、李行健、温超）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立秋一过，吴起的黄昏渐渐有了凉意。站在胜利山下，从小在这里长大的刘振华还常常想起父亲当年在这里参加的“切尾巴战役”。

1935年10月，刘振华的父亲刘双林跟随部队来到吴起。在与瑞金苏区相隔两万五千里征程的吴起，透过苍茫的暮色，刘双林再次看到了“中华苏维埃万岁”的标语。刘振华说，只要讲起当年的情景，奇迹页游SF，父亲就难掩激动。“我父亲长征过来到吴起这里，（看到）都是土窑洞，（墙上）写个‘中华苏维埃（万岁）’‘红军胜利’这些标语，就想到当地老百姓对他们很热情，我父亲他们过来穿的都是麻草鞋，这些当地老百姓就给他们拿粮、布鞋。”

《到陕北去》这首歌曲，远征的红军战士从甘肃哈达铺唱到了陕西吴起，唱到了陕甘苏区，一路凯歌，一路希望。

除了起伏的黄土梁和山上的窑洞，这里都像极了赣南苏区。时隔360多天，红军战士又回到了他们称之为“家”的地方。吴起县革命纪念馆原馆长吕军说，当时中央红军只在吴起停留十三天左右。但就在这13天里，红军找到了长征一直想找的落脚点。吕军说：“当时陕北这块根据地比较大，中央红军来的时候首先看到的就是苏维埃政府的牌子，中央从马背上下来落了地，真正算回到了革命根据地，我们回到家了。（在吴起）这十三天，是和陕北人民共同战斗生活的十三天，也是革命的转折点。”

现在因谢子长得名的子长县，当时还叫“安定县”。老红军薛应德回忆，1935年11月，13岁的他在家门口看着中央红军走进瓦窑堡。这座小城，在此后的半年里，成为中国革命的新“红都”。薛应德说：“中央红军那时候过来，我还看见了毛主席，来了七十多个人，一个长枪不带。来的时候都是冬天了，穿得单衣（破破烂烂）。”

在薛应德的印象中，那年的冬天很冷。在红军到达20多天后，40多名村民赶制出五千多套棉衣，为的就是替红军抵挡住黄土高坡上的寒风。王锡牛的奶奶党玉兰当年是“缝衣大队”的妇女队长。他曾听奶奶讲过，当时他爸爸只有9岁，也跟着跑前跑后，领布料、送衣服。王锡牛说：“组织村里、周围的妇女开始做，那时候都是煤油灯，连夜赶，我们还问你们（晚上）看得见吗？她们说已经习惯了。”

老百姓为什么跟红军特别亲？96岁的老红军白成宝说，除了多年来刘志丹、谢子长领导陕北人民闹革命，跟陕北人民建立了血肉深情的基础外，更因为百姓深刻地感受到，红军来自老百姓，为百姓办实事。白成宝告诉记者：“中央红军到陕北来，和老百姓关系好。给老百姓担水、扫地，老百姓也喜欢。老百姓不拥护，能站住（脚）吗？站不住。”

没多久，薛应德和白成宝也选择加入这支“来自老百姓”的部队。当年，年龄稍大的薛应德当上了游击队的通信员，而13岁的白成宝成了一名“小红军”。

时光飞逝八十余年，提起曾经的峥嵘岁月，白成宝仍会举起手，敬一个军礼。白成宝说：“我是1936年参加部队的，那个时候跟着安定游击队，那时比较小，才13岁，当勤务兵。连长带着打仗，那时候没枪、没子弹。枪也不好，（步枪）推一下才响一下。”

红军就这样在陕北扎下了根，立住了脚。子长县文管所所长徐宏伟说，抵达陕北时只剩7千余人的中央红军，在瓦窑堡进驻的半年多内，队伍迅速发展壮大，近3500名青年报名参军，曾经在中央苏区出现的“母送子、妻送夫、兄弟争相上战场”的场面再次出现。徐宏伟介绍：“中央红军也在这做了大量宣传，当地老百姓积极响应，当时那个环境下，咱们这里就是红区，肯定是坚守信仰，（很主动地）支持红军，平均每两户就有一个人参军。”

陕北，是长征的落脚点，也是革命新的出发点。吕军说，打破了敌人对根据地的围剿后，红军已经将目光投向全国。“革命从原来的流走到有了根据地，开始研究革命新的起点出发。革命的大本营要放在陕北，把革命一步步推向全国。”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徐宏伟说，“迅速开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被确定为革命的新任务，“从瓦窑堡会议上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以后，党中央为了贯彻落实，把中华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从‘人民’这两个字就能看出，中国共产党是要争取更广泛的抗日民族力量。”

从江西出发的红军战士，已离家万里之远；在陕北参军的红军战士，也踏上更远的征途。胜利山下，刘振华还记得与父亲的对话：出征，为了全中国的解放。刘振华说：“红军长征过来，就是胜利了，胜利了就是高兴，我父亲说他们就是为了解放全中国人民，（要把）人民都要解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