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必（易烊千玺饰）头戴子午冠

2019年暑期档的电视剧市场，荣耀无疑属于《长安十二时辰》。相对成熟且网红的文学底本，扣人心弦的探案剧情，加之拥有海量粉丝的顶级流量小生主演，注定会有大量观众抱着电脑，和千玺弟弟一起梦回大唐，解救长安。

而这部剧能够红透全网，一直引发话题与讨论的原因，更在于其作为一部历史背景的作品，对于“历史”本身的追求。说白了，也就是不差钱的服装、化装、道具（下文简称服化道）和更符合特定时空的台词设计。从长安城整体的市坊布局到贵人私苑的自雨亭，从李必簪尖冲前的子午冠到许鹤子夸张高耸的双环望仙髻，从街头售卖的水盆羊肉、火晶柿子到崔器一刻不离嘴的新鲜薄荷，从剧中每个人行的叉手礼到口中唱的“喏”，必须承认，全剧都在非常用心且努力地架构一个更加符合历史事实的“大唐盛世”。

从近些年的电视剧市场表现来观察，涉及历史题材或背景的电视剧，越来越重视历史时空的真实感与还原度。这一现象，其来有自。从《芈月传》中楚人的偏髻、贵妇的缂丝华服，到《延禧攻略》中满洲女子的“一耳三钳”、妃嫔贵妇胸前的十八子，总有一些电视剧，哪怕打着“本故事纯属虚构”的字幕，依然在文艺创作之余，孜孜矻矻地做着历史学的探究与考证。作为一个专业从事法制史研究的人，笔者对电视剧市场的这一潮流当然是感到万分欣喜——在今天这样一个多媒体数位化的时代，不得不承认，对于历史知识的传播，对于历史问题的廓清，乃至要引起大众对于历史的关注与兴趣，任我等学界中人一枝秃笔写尽春秋，有时候也不如一部有影响力的影视作品辐射力强。因此，当历史剧越来越追求历史感，这绝对是一个正向的趋势。往小了说，让观众有耳目一新的视听体验；往大了说，那是对民族过往的回望与传承。不知来，视诸往，我们民族与国家的点滴进步与发展，都必然是建立在自身所有的基础之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尊重基本史实，并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的历史，本来就是我们建立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毕竟，曾几何时，那部同样是现象级的史诗巨作，还有至今想来让人扼腕的“我孝庄”这样的史学硬伤。

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长安十二时辰》之前，轻变私服奇迹，已经有不少同类型电视剧在“历史感”上下功夫，但无论是一声“惟”或“喏”，还是一块云锦的织物，往往还只是人们讨论整个作品时的一条花边，或者顶多算是整部片子的一个亮点而已。而就影片整体的历史再现的精细度与系统性而言，《长安十二时辰》仍然堪称是空前的。尽管吹毛求疵地来看，电视剧仍然受到诸如灯笼、扇子等更偏“和式”而非正宗唐制等诟病，但单就历史还原度，尤其是器物与制度的时代性来说，《长安十二时辰》在目下这些电视剧当中着实堪称已臻极致，以至于对于本剧的各种评论，几乎都乐此不疲地重点讨论服化道部分。

那么，问题就接踵而至了。对于一部电视剧来说，服化道的真实性与还原度，成为观众最为关注的特色，甚或成为各种评论唯一津津乐道的面向，这究竟是一种荣耀还是一种悲哀呢？

质言之，若是抛开精致的服化道，《长安十二时辰》还剩下什么不得不火的理由呢？就剧本与剧情论，本剧与近年来几乎所有成功的电视剧作品一样，选择了一个相对成熟的小说文本作为底本，改编剧本而非直接创作剧本。这个选本的路径基本被大量实践证明其合理性，但具体到本剧的选本，在我看来，却是完全失败的。马伯庸的同名小说并非不精彩，但张小敬和李必联手在24小时之内解救长安城免于恐怖攻击这样一个几乎教科书式的“三一律”情节设置，显然更适合改编成一部电影，而不是一个48集的电视剧。于是，电视剧刚刚过半，节奏已经显得十分拖沓，大量无必要的长镜头、武打场面和对白纯粹是用来拖时间，让观众一秒出戏，令人产生歹戏拖棚的厌烦感。

而在选角和塑造人物方面，雷佳音[微博]到底是实力派，其饰演的张小敬张力十足，可圈可点。但在一众专业长辈面前，无论是台词功力还是表情管控，拍戏时什么都还没学的中戏新生易烊千玺[微博]实在显得非常票友：千玺用他独有的生涩、畏缩以及不知所云，把一个六世高门的神童，掌管天下文牍档案、专办大案要案的靖安司实际掌舵人所应有的城府、镇定、睿智甚至霸气几乎消耗殆尽，以致“李必”这个形象没能立住，观众看的，还是千玺而已。这是非常让人遗憾的。或许单从市场考虑，“顶流”小生一定能保证部分收视率，但从艺术水准言，仅有粉丝口中的“努力”是不够的，这个世界的残酷，就在于努力和成功往往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而崔器这一形象也是有问题的。据说兔唇的设计是演员自己提出改动的，为的是为人物的自卑与上进找一个“历史原因”，用心不可谓不良苦。但电视剧毕竟是一种大众传播范畴的艺术形式，其受众不可能全部是甚至就不应该是心理学或社会学专家，“老妪能解”才应该是电视剧叙事的终极追求。由于一个兔唇的设计，导致崔器在痛苦、惊惧、激动等等一切情绪之下，都会呈现出一个诡异的仿佛笑容的表情；出于同样原因，其所有的台词也都是从后槽牙发出来的，而偏偏这个兔唇在化妆上又没有做得非常明显，因此剧组在崔器身上所运的这一点“匠心”，整体上是让人十分费解的，因而也可以说是基本失败的。由此而论，剥离精致的唐风，《长安十二时辰》恐怕就很难惊艳荧屏了。

话又说回来，行唐礼，说唐言，化着唐朝的妆容，穿戴唐时的衣冠，就一定是“大唐气象”了么？由此我想到了我们的国粹艺术京剧。在传统京剧的程式当中，北方少数民族的女子不论其身处时代，全是清朝旗人女儿的打扮。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从唐朝“西凉国”的代战公主，到契丹的铁镜公主再到清朝旗人贵妇王熙凤，全是顶着旗头，穿着旗袍，蹬着花盆底，甩着手绢上场的。男性角色就更乱了，从商朝的闻太师到明朝的老杨波，上下五千年，但凡当官的，都穿着明朝的补服。若用今天的标准来看，这显然不是不够精致的问题了，简直是关公战秦琼的时空错乱了，但这种“不讲究”却并未影响到京剧本身的艺术性。你不能因为公主们穿着旗装就说《红鬃烈马》或者《四郎探母》不是好戏；你也不能因为寇准穿得不对，就说马连良先生唱得不好。从这个角度来说，所谓的“时代感”或许恰恰是一个剧最不重要的部分。就像尽管“我孝庄”引来天下讪笑，但《康熙王朝》却依旧是久播不衰，让人回味的经典作品，因为剧情合理、演技在线；反而后起许多知道说“我布木布泰”的作品，却往往速朽，湮没无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