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知识付费”到底算不算是年轻人的“权健”）

　　从 2015 年起算，罗振宇自称要进行 20 次的《时间的朋友》系列跨年演讲，刚刚讲完第 4 次。然而，他已经开始承受比往年大得多的质疑声音。

　　去年底，“保健品帝国”权健被媒体公开揭批，亦重新引发公众对直销、传销的关注。恰在此时，罗振宇和另一位“KOL”吴晓波早年代言 P2P 产品“贝米钱包”的陈年旧事被翻出来。

　　罗、吴二人分别于 2015 和 2016 年代言过贝米钱包，并都推出过与该产品联名的定制礼品，分别是书籍套装《送给现在和未来的有钱人》和“2016贺年版吴酒套装”。

　　2018 年 7 月，贝米钱包“爆雷”，不少两人的读者和其它一些自媒体读者因此受害，但向罗振宇们的申诉却都石沉大海。所有曾打过广告的人此时都集体沉默。

　　因此，今年罗胖演讲后，有这么一句话流传开来：“年轻人看罗振宇和老年人吃权健，本质是一样的”。

　　巨大争议

　　这一论点引发了很大争议。腾讯《大家》专栏发布媒体人孙旭阳的一篇《年轻人迷信知识付费=老年人买权健？》指出：

　　“以激发群体恐慌感吸引流量，以满足安全感和尊贵感促成交易，知识付费的商业模式跟权健做保健品大体一致。”

　　（ https：//www.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324087978711377 ）

　　孙旭阳曾长期跟踪曾经一桩知名冤狱的受害者赵作海一家。赵 1999 年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死缓，但到 2010 年，案中的“死者”却离奇现身，赵于当年被宣告无罪获释，后来查出原审过程中涉及刑讯逼供。

　　在孙旭阳 2015 年的报道中，出狱后的赵作海无法明辨现代生活中的各种骗术，相继陷入投资爆雷和权健保健品“直销”中。然而孙旭阳却因为提及权健，而与仍笃信不已的赵家人交恶，赵作海夫妇一直骂他是“无良记者”。

　　（ ）

　　也正因如此，由他说出知识付费和保健品营销的相似性，具有意料不到的冲击力。但是，这篇文章发出后 2 小时左右即被删除，具体原因不明。

　　另一边，《财经》杂志总编何刚发微博反对：

　　“不服的媒体人和学者，看看你们的文章和著作有多少人买单？还是虚心一点吧！”

　　（ https：//www.weibo.com/1650496964/Ha5Ic68xR ）

　　在航通社作者的朋友圈里，也有人不认同将知识付费和保健品混同。

　　他认为，这两者在价值观、世界观、方法论上有明显不同：如果说权健宣扬的，是反科学和愚昧的观念，那么罗振宇、吴晓波等则通过贩卖的知识产品，主张科学、权利和自由。他说：

　　“今天听他们的中年人越多，20-30年后，权健们的市场越小。”

　　“你行你上”？

　　何刚也许认为批评的声音来自“文人相轻”，而上面引用的朋友圈评论，则根据其贩卖的“三观”来为事件定性。

　　这两种说法，各有各的问题。

　　何刚的“你行你上”式讲法，在传统媒体人当中恰好非常喜闻乐见，由于曾经手握的渠道优势遭遇挑战，他们本身就有着强烈的焦虑，并不需要知识付费来“贩卖焦虑”。

　　何刚现在是在微博上说这番话的。早在 2012 年，时任《21 世纪网》总编辑的周斌，曾经视微博这个当时的新渠道为机构媒体的巨大威胁：

　　“我完全无法理解一些传统媒体记者的做法，即一个事情发生了，你在现场，不通过自己所任职的机构拥有的渠道来直播，却通过新浪围脖直播，到底是你任职的机构给你发薪水，还是新浪给你发薪水呢？传统媒体的记者，拿着报社的钱，替新浪干活，连起码的职业准则都不知道遵守，简直是令人匪夷所思。”

　　（ ）

　　所以，单纯以点击率和买单率论英雄来制定 KPI ，在机构媒体合并浪潮裹挟中，的确也情有可原。问题是可能“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经过两年发展，知识付费概念变得司空见惯，而它最大的问题也浮现出来：效果难以量化，导致满意度不高，复购率低，商业模式的延续变得艰难。

　　得到平台推出时的旗舰产品《李翔商业内参》一年后改为免费，日常打开率似乎只有十几个百分点。在针对青年人的产品遭遇增长瓶颈后，得到的对策是推出“少年得到”，挤入其实已经非常拥挤的 K12 赛道。

　　所以，现在就着急判断向年轻人推销知识产品是一个成功的，可持续的实践，恐怕还不是时候。

　　即使如此，其它类型的媒体人学习的时候也只能是“批判继承”，因为各自产出的产品类型和适用人群都不同，不能生搬硬套。

　　“三观正”？

　　至于后一种说法：仅仅依靠“主张科学、权利和自由”来判断之所以不靠谱，是因为贩卖者完全可以做出与所宣称的精神并不相符的实际举动。

　　直接的说，罗振宇早年因为接了 P2P 广告，导致追随他的学员陷进去，而今天有条件站出来消除影响的时候，也还是保持沉默。这件事本质上就是违背了“科学、权利和自由”的精神的。

　　如果根据是否“愚昧”，甚至是不是“中医”来判断价值观，那么保健（食）品在 2000 年之前，可也大多是拿着“信息锅”“核酸”“美国最新科技”来说事的；现在权健卖的卫生巾，也号称是“石墨烯”来着。

　　实际上，保健品给我们的经验教训就是，那些不顾及后果和社会影响的营销，归根结底只是看现在哪个风向更流行，或者在监管意义上更安全罢了。

　　在“知识付费”尚不是风口时，诸如课外辅导班，兴趣培训班，甚至学车和健身房你都可以看作是依靠传授知识赚钱的同类生意。

　　恰好，这些驾校、培训班等也都曾在激烈竞争中放出保证：如果没有拿到证，或者达到特定的学习指标，都可以“无效退款”或者免费再学。

　　最实在的恐怕是驾校，考驾照的周期短，效果可验证，可评价。我们经常会在社会新闻看到某些“冥顽不化”的学员连着学习好几年，把教练熬哭了的例子。

　　但是，现在所称的罗振宇们从事的“知识付费”，有一个特点是：它们不能做一锤子买卖，尤其不能说自己是按效果付费，否则就不能成其为商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