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可能到来的摇晃的全球化时代，中国显然有必要在维护和再建设上发挥更突出的作用。

　　新冠疫情全球蔓延，打乱了全球化进程的节奏。在大部分国际贸易踩了刹车的同时，各种孤岛主义式言论却在相互撞车。人们担心，疫情过后，全球化进程还能不能继续。而现实给出的答案是，不利和有利情况各占一半。

　　第一个不利因素，是自由贸易规则遭遇解构，且其此前就已遭强力挑战。最有代表性的例证之一，是美国阻挠导致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停摆。最新例证则是特朗普宣布暂停资助世卫组织。但国际社会明显对此缺乏制衡。

　　不利的第二个因素，是缺乏成功的一体化样本。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欧盟，在共同抗疫上明显缺乏领导者，，意大利甚至正是应欧盟要求削减赤字，在疫情暴发前关闭了数百家医院。欧盟显然没有解决让渡财政权与国家治理权之间的天然矛盾，且目前没有答案。

　　当然，也有有利于维持全球化进程的因素。即使疫情这样的全球性公共危机，也没有动摇其根基。

　　首先是自关贸总协定以来业已形成的经济分工体系仍较健全。尽管疫情期间产业转移频率有所加快，但主要经济体在分工体系中的位置、权重无明显变化。产品线转移容易，但产业替代相当困难，这意味着大家只能继续走协作道路。

　　另一个有利因素是，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是有可能修复的。美国多次延长华为供应商的临时出口许可，批准向中国出口民用航空发动机就属此例。这表明，即使单边主义或冷战声音甚嚣尘上，但面对本国产业的困境，有时也不得不打开供应链。而且，全球化进程已造就了资本全球流动的态势。资本的逐利性客观上对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也能起到保护作用，这特别表现在金融市场中。

　　全球化面临的这些情况，或许意味着在疫情结束后，我们将进入一个摇晃中的全球化时代。

　　此外，影响全球化趋势的变数还在于，南半球是否会进入疫情高峰期，导致经济危机，而抗疫不利的国家又是否会将矛盾向外转移，挑起地缘危机。无论变量是否出现，对于可能到来的摇晃的全球化时代，中国显然有必要在维护和再建设上发挥更突出的作用。

　　在经济上，中国有足够的底牌，需强化的是对外发声的能量，以传递真实信息，传播多边主义。在现有网络机制下，鼓励驻在国机构和个人发声是必要的。

　　同时也要认清，全球化协作本质上是利益合作，无须将其过度道义化——既然是利益合作，难免磕碰；要减少外部磕碰对中国经济的制约，说到底，要拓展内需，完善国内大市场和协作体系。自身强健，是全球化进程的最大助力。

　　□徐立凡（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