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史】西医东渐入岭南 南风北向传科学

金羊网  作者：李妹妍  2018-12-25

1916年所摄博济医院的手术室（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院史馆提供）

【南海明珠中集】

从医学、技术，到思想、文化，广东直面现代化潮流，从而引领全国开花结果

记者 李妹妍

挂号、候诊、检查、取药……珠江畔，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门诊大厅每天人潮汹涌。

但如果回到1835年11月4日，这家医院的前身——“眼科医局”开张的第一天，能容纳200名病人候诊的大厅空无一人，直到第二天才有“一个患青光眼的妇女单独来到诊疗”。

这名患者也许并不知道，自己无意中参与的是中国医学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刻：近代西式医疗体系正式在广州播下种子。此后百余年间，大批的西医学人才从这里走出，为广东乃至全国的医学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开放对外贸易的广州，中西文化在这里互相接触、互相激荡、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在明清社会经济史专家、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启臣看来，广州是对外贸易的港口也是文化交流的枢纽，特别是19世纪，近代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接踵东渐广州，并传播至全省和全国各地，影响深远。

西医东渐

“中国近代史以鸦片战争为开端，中国医学近代史也相应以此为起点。当中国封闭的国门被打开，西医作为现代科学的前锋大规模传入中国之势骤起，引发中国医学数千年发展史上未有之剧变。”每周三上午，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院史馆面向公众开放，馆长杨宇平总会在这里向参观的群众讲解百余年“西医东渐”的沧桑巨变。

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老物件背后，小小的院史馆里浓缩了无数令人瞩目的“首创”。但杨宇平每次都要重点介绍的，是1835年11月由美国人伯驾创办的眼科医局，“中国历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完备的近现代医院架构，候诊室、诊室、配药室、留医室一应俱全，是中国近代第一间西式医院”。

眼科医局的诞生，对当时以望闻问切为医道正宗的中国社会算得上是极大震撼。伯驾在第一份季度报告中这样阐述：“在中国眼科疾病患者最为常见，而且中国的医生在眼科疾病方面也最为无能为力，因此我们的治疗范围以眼科疾病为主。”

实际上所治疗的不只是眼疾。至今可查的史料显示，眼科医局创下了中国近现代医学史上的多个纪录，如中国第一例膀胱取石术、首先引用乙醚麻醉和氯仿麻醉、中国近代第一例剖腹产手术等。《十三行故事》作者范小静告诉记者，在经历了最初的疑虑后，中国百姓开始接触西医、信任西医，西医很快就在广州异军突起。

彼时，医院的繁忙情况在伯驾的日记可见一斑：“我看到其中有些人提着灯，在清晨二三点钟就从家里出来，以便及时到达。如果当天收住病人的数目有限，他们将在前一天晚上到来，整夜等候，以便在次日能得到一张挂号票。”

杨宇平介绍，现存眼科医局的病例簿会给病患编号，“据此推测，广州眼科医局在1835年—1855年间应接诊了53049个不同的患者”。

这其中，最有名的病例当数第6565号：林则徐，疝气。报告是伯驾写的：“这个病案没有值得可以引起兴趣的地方，事实上这位病人从来也没有见到过。……从所说的症状来看，他似乎还有气喘，我给送去了一些药，为了向我道谢，他送来了水果等礼物。”

在那个封闭的年代，在从普通百姓到清廷官员的积极“尝鲜”下，西医“从无到有、从有到兴”，迅速而广泛地在中国的传播、发展起来，从而带动着整个现代科学和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和传播。

嘉约翰墓嘉园建在广州基督教公墓 记者 李妹妍 摄

墓园医魂

19世纪中叶，嘉约翰紧随着伯驾的步伐来到广州，在此地开展47年的医学活动之后，寂然长眠于岭南大地。

“嘉约翰的墓地几经辗转迁移，我们寻找多年一无所获。”广州市惠爱医院党委书记麦卫阳清晰地记得，2014年，他第一次在一尺见方的麻石墓碑上找到“美国衔嘉约翰先生”模糊字样时，几乎掉下了眼泪，“这样的身后境遇，和他对中国近代医学发展的重大贡献极不相称。最后，以家庭墓园的形制在基督教公墓设计修建了嘉约翰墓——嘉园。但当时找不到原墓碑的图片，没能复原墓碑，留了个遗憾”。

2016年6月，广州医科大学教授刘远明给麦卫阳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在美国耶鲁大学档案馆查到嘉约翰原墓碑的两张照片！麦卫阳激动之余，当即决定要复原墓碑：照片上字迹模糊，他组织医院员工通过各种渠道寻访更清晰的照片，和各种典籍比对确定墓碑的规格和文字，临摹、排版、制作，“如今嘉园的建设基本完成，我们也了了一桩心事”。

麦卫阳和惠爱医院不遗余力奔走背后，是这座中国近代第一家精神病医院对创始人的特殊感情——从2014年找到嘉约翰墓开始，每年9月新员工入职都必须到嘉园重温从医的初心，“重修嘉约翰墓，我们希望不仅是物理层面的复原，更重要的是传承嘉约翰的医道精神”。

对嘉约翰在广州47年的医学履历，医学史学界早有公认：其接替伯驾掌管眼科医局后，先后创办了博济医院、博济医学堂和惠爱精神病医院，编译医学书籍34种，为中国培养了最早的一批西医人才。至今仍为研究者津津乐道的是，1886年孙中山进入博济学医，此后在广州、澳门等地行医，已能独立操作在当时属于先进手术的胆囊取石手术。

至此，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人面前的西医学和西医术，，已不仅仅是一门与中医学迥异的治疗手段，而是一套完整的新医术研究体系和学说。

“博济医院附设的医学教育教授的是以量化分析、逻辑演绎、性质判断等科学方法分析问题、认识世界，给当时中国旧的思想观念带来非常大的冲击。”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朱素颖告诉记者，传教士医生及他们所引入的医疗技术在传统社会中开辟了一个新的公共卫生空间，也成功展示了一个新的、能够吸引社会资源的医疗机构模式，西式医院渐渐在广东地区普及起来。

此后，西式医院从广州向岭南以外地区辐射，遍布上海、北京、厦门、宁波、长沙等城市，逐渐成为中国人看病的主要途径——相关统计资料显示，到1905年，全国教会医院已达166所，诊所达241处。

1865 年时博济医院（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院史馆提供）

文明对话

彼时，对一般民众而言，求医方式的改变是“西学东渐”带来最重要的影响之一。来自西方的科学、技术、艺术、政治、经济等多从广东“登陆”并发扬光大，迄今仍对中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