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医学博士方益昉在研究中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1841年9月，在广州行医五年有余的伯驾医生致函苏格兰首席医生约翰·阿伯克龙，详细介绍入华医学传教业绩。在这份报告中，伯驾重点分析了加大培训清国西医人才，并将他们送达欧美医学院深造的计划，“这份西洋留学提议，比目前认为中国最早的容闳版出洋奏议，即1867年后容闳向江苏巡抚丁日昌首次和盘托出的‘教育计划’，提前25年还不止”。

事实上，最早面对“西风”的广州，在接轨国际文明方面也渗透了岭南的智慧。

“一口通商时期，广州就出现了英语识字读本。”《十三行故事》作者范小静介绍，在十三行，人们为了贸易便利学习西方的语言，编了一本名为《鬼话》的小册子，这本书用最简单的汉字注音办法为英语注音，如英语中man（人）注的汉字是“曼”，today（今天）注的汉字是“土地”，“细细分辨一下，许多注音用的是广州话读音，显见编者是个广东人。”

有研究者指出，从十三行贸易发展而来的混合了英、葡、粤三种语言“广东英语”，一部分后来融入广东各地方言，这种英语随后传到上海，形成极为有名的“洋泾浜英语”。

此后，面对不断升级的外侮入侵和武力冲突，十三行商人更是积极捐资购买、仿制西洋兵船和武器，成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最早实践者。

“可以大胆地说，在近代，西方文化是通过广州而向中国内地辐射、潜移和传播的，对于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黄启臣指出，中国近代史上的太平天国革命、戊戌政变、辛亥革命等政治运动，都是与西方思想文化东渐广州以及全国的结果，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也都是在广州领略和吸收的近代文化思想，“广州是两千多年的开放城市和革命英雄城市，当之无愧。历史事实就是如此”。

访谈

李吉奎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政协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专员

广东为近代西医传播提供条件

官员无形影响 民间包容性强

金羊网：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广东一直被视为“蛮荒之地”、“文化的后发地区”。但进入近代以来，广东出现了许多有影响力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在您看来，这其中有哪些关键的影响因素？

李吉奎：要结合世界历史背景来看，西方经过工业革命之后，经济快速发展亟需寻找市场，那时的中国恰好又处在相对保守的阶段，政府行为造成中外交往结构的失衡。在这个背景下，广东商帮周流天下和海外，特别是“一口通商”时期，几乎独揽中国海外贸易，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南大门。广东先贤在与西方人的交往过程中，发现他们不仅船坚炮利，而且也有先进技术和典章制度。从未中断的开放使广东最早直面近代工业、科学的浪潮，也成为推动其进入工业文明时代的积极因素。

金羊网：从马礼逊、郭雷枢到伯驾、嘉约翰，这些不远万里来华的西方人为什么都选择了行医治病的方式？广东客观上为近代西医的传播提供了哪些有利条件？

李吉奎：应该说，西医最早是通过传教士先引进来的，这与他们救人治人的思想有关。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一点，清康熙后期起实行禁教，传教士要更广泛接触老百姓，降低中国人对传教士的排斥，最好的办法就是传医。传教士在广东办医院、办医学堂、培养医学生，救了很多中国人，影响力逐渐扩大。

中国人接触西医之初，也不完全是自觉主动的。西医的传播有政府官员的无形影响，譬如林则徐得疝气，是请外国医生给他治的，这就客观上让传教士的施医传医更容易被老百姓所接受。近代广东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因为民间开放比较早，民众有开拓性也有包容性，所以先进的科学、思想理念能够在广东普遍被接受。

金羊网：如何评价西学东渐对当时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

李吉奎：西学东渐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过去研究者更多关注西学东渐在文化意识层面的影响。西方近代新科学新成果传入中国，大致形成了西方式的学术体系架构，民主制度、社会主义思想等，对晚清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这些都是形而上的。

我想特别指出的是，船坚炮利、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东方包括中国在内的侵略扩张也是传播西学的一种手段。这也使我们认识到，还用以往那种刀枪弓箭来对付西方的军事文明已经不行了。于是我们兴办军事学堂，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改造我们的军事实力。在这个西学东渐过程中，我们不断接触、学习、研究，进行形而下的改造，让自己变得更强。

另外还应看到，五口通商后，买办群体逐渐从广州向上海发展，辐射范围甚至扩大到天津、营口、武汉、台湾等地，是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化的原始阶段）、新的生产方式在中国落地扎根的重要传播者。西学东渐无疑引发了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其意义是不容低估的。

【岭南文史】

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