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南洋华侨张荣轩、张耀轩兄弟向清朝廷提出在韩江下游修建潮汕铁路的计划和成立公司的章程，很快获得批准。张氏兄弟1904年4月正式创办潮汕铁路公司，铁路的勘测设计由著名工程师詹天佑负责。1904年9月动工，1906年11月25日正式通车。该铁路为北起潮州西门，南迄汕头，全长39公里。1908年继续修筑至意溪，总长达42.1公里。潮汕铁路的兴建，在我国近代史上开创了民办商业铁路之先河，但因初始投资方及承建方有日本公司参与，故与新宁铁路的“全华人”色彩有所不同。

　　此条铁路1939年毁损于抗日战争，在它存续的33年间，对韩江中上游和闽赣边区人民往来汕头、对当地的客货运输和城乡经济的繁荣，都起过很大作用。

　　汕头的公用事业

　　十九世纪汕头开埠之后，人口日增，工商业有所发展，但城市基础设施缺乏。澄海籍旅泰华侨富商高绳之投入巨资，克服重重困难，创办汕头开明电灯公司，1909年开始发电；同年，他投资汕头至澄海的长途电话，成立汕头第一家民用电话企业——汕澄电话公司；他还创办了汕头自来水公司，1914年开始营业，使汕头成为全国第九个拥有自来水的城市，在广东省内仅晚于广州。这一系列创举改变了当地居民饮咸水、用油灯、无电话的历史，大大加速了汕头城市化的进程。

　　访谈

　　张应龙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广东华侨史》主编

　　向近代中国输入技术、资金以外，华侨带回先进理念

　　有了“文化外援” 岭南别有风貌

　　羊城晚报：陈宜禧在上世纪初主持修建的台山新宁铁路，与几乎同期修建的潮汕铁路一道出现在广东的东西两翼，这很不寻常。

　　张应龙：这两条最早的民办商用铁路都出现在广东，确实很有意义。铁路不光是方便了侨乡的进出和交流，更重要是引进先进理念。清末修铁路很难，政府、民众都不支持，但像陈宜禧这样在海外生活多年的华侨，却有很朴素的认知——“路通财通”。他认为，要改变侨乡的落后面貌，必须发展现代化的交通系统、引进先进的交通工具，铁路对社会变革、文明进步具有重大意义。所以他才毅然回到国内，以招股形式倡建中国人自己的铁路。这其中既有中国人的尊严，又有先进的理念和技术支撑，同时呼应了社会发展的需求，推动了江门五邑地区的城市建设。我们常说华侨在近代中国的重要输入，除了技术、资金，更重要的往往是理念。

　　羊城晚报：因此侨乡在文化发展方面也往往突出。

　　张应龙：是的。第一代华侨很多本身没有多高的文化水平，但他们在国外深感文化落后的苦楚，所以尽管很多人并不富裕，也愿意勒紧裤带出钱资助家乡的教育文化事业。在台山还有一种侨乡文化现象很显著，那就是侨刊乡讯非常发达，冠于全国。我们统计过，全国当时有一百多种侨刊，台山就有超过一百种，除了县，还在镇、乡、村、宗族、姓氏等级都办。这些刊物大多得到侨资来办，沟通海内外各种信息，出版后寄到国外去，侨刊也被称为“集体家书”。例如台山的《新宁》杂志，从上世纪初创刊，办刊时间长，影响非常大。所以侨乡的文化、教育事业都比较兴盛，图书馆、现代中学都涌现了。先进的理念、信息流随之而动，自然会带动侨乡各种事业的发展，直至辐射到南粤大地。

　　广东过去是南蛮之地，文化上相比中原要落后一些，但随着近代史上华侨这种“文化外援”的介入，显示出不一样的风貌。

　　羊城晚报：有学者说，不了解华侨便不能真正了解广东。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张应龙：是的，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华侨在各个时期都起到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令我们的发展得以提速。曾有过一种总结，在改革开放当中，“无侨不快”，就是这个意思。以前的侨乡，是穷乡僻壤，生活很艰难才成为出洋谋生者集中地，像江南富庶地方就少有侨乡。可一旦华侨们在海外立足，经济上有积累、观念上有进步，又会反过来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经济的助推器，促进祖国特别是侨乡发展。

　　不了解华侨，就不了解广东。广东是中国最大的侨乡，全世界的华侨有一半是广东籍。“侨”在近代以来广东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国时期的修桥筑路、发展教育文化依托华侨，广州、汕头、江门这些城市的公用事业、房地产兴起，也与华侨的促进有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受到西方国家长期封锁，华侨们集资成立投资股份公司，在广东办了一些工厂，例如早年的员村绢麻厂、芳村糖厂、韶关松香厂等，给新中国的初期工业输血。改革开放初期，华侨先去到根本谈不上投资环境的乡下办厂，那里道路不通、电灯不亮，他们为什么去？这不是生意上的计较，而是对家乡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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