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7年底45公里上海黄浦江滨江空间贯通以来，时间已过去一年。2018年相继公布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黄浦江、苏州河沿岸地区建设规划》《黄浦江两岸地区公共空间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8年-2020年）》等规划文件，层层深入、具体细化，描绘了功能复合、协调发展的蓝图，开启了滨江空间“后贯通”发展的新契机。
以此上溯到2002年，黄浦江两岸综合开发启动以来，以往集中于黄浦江两岸的重工业、高能耗等工厂企业相继关闭或撤离，推动了全市产业升级和城市转型。过去以交通运输、仓储码头、工厂企业为主的格局，开始逐步朝着以金融贸易、文化旅游、生态居住为主的方向转变，逐步由生产型向综合服务型的功能转换与定位升级。
自此，黄浦江作为上海通往“现代性”的门户作用逐渐消失，滨江空间进入了一种“后现代”的格局：事实上，如果我们把各种隔断视为空间结构化的方式，那么“贯通”实际上就是一场去结构化的“解构”行为。通过对空间要素的重新组织，解除其中出于生产的要求而建立起的种种屏障；在此意涵下，滨江作为“公共空间”的区域定位亦是水到渠成。
从空间的社会性到社会的空间性
包亚明曾在《现代性与都市文化理论》一书中认为，城市中的公共空间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对市民开放；二是要有公共活动，无论其参与者范围的大小。这二者不仅对公共空间而言是必要的，而且共同构成了公共空间的充分条件，并因此构成公共空间的一个定义。
从惯常的“空间本位”角度出发，将这一定义应用于黄浦江滨水空间的讨论，不难得出类似这样的结论：滨江空间的贯通标志着第一个条件的达成，因而当前所需要的是利用好空间，为之赋予合适的活动内容。
但与此同时，这一定义还只是描述性的和形式的。从文学文本到世界经验，向我们呈现的往往不是某种预先给定的空间，通过向市民的开放和容纳公共活动的发生而获得了某种作为偶然性的“公共空间”身份；毋宁说，在过往城市公共空间的建构中，总是那些首先作为活动地点的场所随着活动的日常开展而建构。
秦淮河的历史属性不是通过某种外显的文本介绍进入到人们的思绪之中，湘西的水与吊脚也并不诞生于景观的组织。桨声灯影、摇橹唱歌的日常使之具有了烟火的气息。但如果说它们只是某种前现代或“现代化”过程中特定族群通过他们的视角所看到的社会景观，那么像是2000年开始，以阿姆斯特丹、柏林为代表的一些城市鼓励民间手工业者和艺术家进入毗邻河岸的空地，则借公共艺术活动的活力带动公共空间的生成。

阿姆斯特丹“请注意！”公共艺术活动地图 来源：https://publicart.amsterdam/en/pay-attention-please-2/
例如阿姆斯特丹，其主要滨江片段位于艾河（Ij River），靠近目前的市中心，公共资源集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港口的西迁，此片中心滨江带逐渐被占屋者及艺术家占领。此后，各种公共艺术在滨水区域遍地开花，使阿姆斯特丹的城市与艺术融合方面创立了一项传统。
值得注意的是，同今天遍地开花的“文创园区”和艺术“工场”主打各类“高大上”的设计理念和文化品牌不同，艺术家聚居区在其草创阶段往往同时也是“脏乱差”的代名词；由于当地政府和公众所给予的宽容，这些艺术家聚集区才得以通过一种表面的混乱塑造出鲜活的新秩序，从而带动了所在的滨水空间的更新。
诚然，人群的活动也可在规划的范畴之中，然而，正如教堂庙宇是出于宗教的目的建设，却也同时成为集会乃至交易的场所，并从而要求和带来专门的政治中心和交易市场；自上而下的规划与自下而上的聚集是公共空间的两种相互关联的生产方式，并不能以一者来取代另一者。
在描述的视角下，它们所带来的结果都可以满足上述的条件，但从空间中隐含的历史过程来看，往往是公开的活动生产出临时性的公共空间，而固定场所的建构与其说是公共空间生产过程本身，不如说公共空间再生产的条件的生产。
从列斐伏尔的观点中可以导出，对人来说有意义的空间，都同时是三重意义的复合：它既是物理的，也是精神的（即被感知和认识的），同时还是社会的。通过人在空间中的物质生产活动，物理空间得到了更新、维护，精神空间与之调适，而社会关系以此产生和维系。
通过将空间作为“社会关系存在模式”的基质（underpinning），未尝不可说列斐伏尔是将“空间的社会性”倒转为“社会的空间性”，明确了社会关系与社会存在所具有的空间性质。而“生产中的社会关系之所保有社会存在，以其保有空间性的存在为尺度；社会关系将自身投射到空间中，在其中得到铭写（inscribe），在此过程中产生出空间本身”，社会的空间依托和嵌合于物理空间之中，同精神的空间一样是对物理空间的逻辑和观念建构。

杨浦滨江 狄霞晨 图
这样，包括滨水空间在内的城市空间，就不仅仅是一种通过组织社会活动来填充其内容的“空”容器，而本身应是一种积极构建的产物，也是对城市居民社会性存在的刻画。区域外的力量对滨水空间施加的规划与建造，其实质是对沿江一带展开的各种社会关系的重构，尤其是对沿江及周边市民生活状态的再组织。
“活的景观”及其三个尺度
已有的关于浦江两岸滨水空间的研究，主要关注三类景观：自然景观、历史景观和艺术景观。显然，这三种景观都是处在空间中、并以此标识特定区段的物。但从上述的理论视野出发，可以看到空间不仅是物的聚集（ensemble of things）。Potteiger等人注意到，调动激发在地人群的参与，才有可能建设起为民所用、为民所乐、为民所爱的滨水空间。他们将这种以人和活动（事件）发生为基本条件的空间设计组织形式总结为“景观叙事”，用以包含一系列积极寻求促进、激发各类活动和事件在公共区域的发生。
景观叙事将空间嵌入到人们的生活经验和地方记忆中，提升市民的获得感和游客的满意度。在实践上，它关注活动和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为其创造条件。但事实上，在所谓“活动”和“事件”的底层，还有一个行动的层面。这些行动之于空间就如同物质之于空间一样，是景观的构成部分。
仿照“活的空间”这一提法，我们应当说还存在一种建立在市民生活经验之上的“活的景观”（lived spectacular）。不同于主观的生活经验本身，它作为景观，处于他者凝视的目光之中；而它是“活的”，或更确切地说是生活方式的一个部分，在于成为这种景观同时也是一种有意的选择。
首先，“活的景观”体现在观景、跑步、玩耍等具体的行动上，而这些行动同时也是个体行为和集体活动的基质。而借助这一向“行动”的还原，我们也得以重新定位滨江公共空间的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