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颁发文凭的人，姓名第一个字“何”，第三个字“第”都看得很清楚，但无法推断第二个字是什么。而且，它所对应的英文第一个字母也看不清楚，只能暂时猜测为L。那么，文凭中的中英文名字可能是：He－（L）ien－ti，何（联)第。

在Google上搜“何联第”，只有一个近似的结果，即上海《新闻报》的常务董事。

许扬推测，如果照片上的学子确实叫“何联第”，如果“何联第”确实是“中华民国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如果此人确实是《新闻报》的董事，那么他肯定是上海有名的买办资产阶级。这个推测的价值在于很容易证否。

问题是：这个叫何联第的人，与老底片中的主人公是什么关系？他是否也出现在老底片中？他的生平故事我们还能找到多少？

在博友的一片叫好声中，许扬很快又找到另一条重要线索：“何丹书”浮出了水面。

在一张祭祖的照片中，通过放大，可以清晰地看到墓碑上有何丹书的名字。在百度搜索“何丹书”，可查到关于《新闻报》的一条，里面提到，1906年《新闻报》改组为有限公司，福开森任总董，朱葆三、何丹书、苏宝森等为华人董事。

无论是“何联第”，还是“何丹书”，都与《新闻报》有关系，这让博友们感到大有意味。

许扬推测：何丹书是何联第的父辈，很可能就是父亲；何丹书、何联第与“老底片”中的人物同属一个大家族；“老底片”中的人物也可能与《新闻报》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老底片”很可能会透露出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的丰富影像信息。

杨浪和许扬都是“媒体人”，老底片与新闻史可能存在的关联，让他们俩“高度兴奋”起来。可是，这些仅仅是推测，事实是否如此，许扬心里也没有底。

然而仅仅过了一个星期，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发生了。

一封不认识地址的电子邮件躺在许扬的邮箱里。打开看：

“许扬先生：你好！我在网上看到了你的博客，知道你在研究何丹书与何联第的历史故事。很巧合的是，我也在研究这件事情。

……何联第是我的曾祖父，何丹书是何联第的祖父。

很多故事我的小爷爷和大爷爷都知道。

这个墓地的照片还有一些老照片我们家都有，在‘文革’的时候虽然被抄掉了很多，但是后来也遗留了归还了一些。

如果你也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手机号码：139××××××××。”

写信的人叫何天雯，因为对家族的事情感兴趣，无意中搜索到许扬的博客里来。按捺住激动的心情，许扬当即给何天雯打了电话，然后上MSN，一直聊到下班后很晚。

何天雯告诉许扬，何联第就是老底片中的“大家长”。何丹书是何联第的祖父，何联第是祖父一手养大的；何联第有两个儿子：何传龙、何传洪（何天雯的祖父）；何联第不仅仅是《新闻报》的常务董事，他还经营酿造业等多种产业。

“那两篇谈论何联第和何丹书的博客，只有寥寥几十的点击数，没想到这么快就得到何家后人的回音！”许扬唏嘘不已。

一段尘封数十年的往事，一个家族跨越不同社会的历史，随着900多张老底片的发现和“显影”，开始一点点浮现出昔日的轮廓。

    《新闻报》会不会邀请照相馆去拍摄奉安大典等历史事件呢

主人公的身份确定了下来，散落的珠子就有了被连缀起来的可能。

此前，杨浪已经意识到，何联第有过一次北方之行。老底片中，他曾到过颐和园、香山、北海公园，到过济南黄河铁桥、张夏车站、山东禹城车站、南京浦口轮渡码头……如果把这些地点联系起来，那就是津浦线。

那么，是否可能将此行与奉安大典（1929年5月）的拍摄活动在时间上联系起来呢？

杨浪注意到，何联第在颐和园十七孔桥桥头的照片中，昆明湖的湖底是干涸的，只要查出昆明湖干涸的具体年代，就可以确证这个时间是否是1929年。为此，他查阅了民国初年的水文史，发现恰在1929年，华北和西北大旱，夺去了500多万人的生命。

这就可以推断，1929年初夏，上海《新闻报》的重要领导何联第亲自率领摄影记者赴京采访过奉安大典。

此前，许扬已经通过现场图片分析出，《新闻报》对奉安大典的采访只是在外围进行的。单补生提供的资料也证明，在奉安大典官方允许进行摄影活动的名单中没有《新闻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报馆领导亲自率领一次长途跋涉的采访，就不免让人多少感到一些蹊跷。

“这就不能不联系到中国报业史上一桩重大的并购案——史量才收购《新闻报》。”杨浪说。

据记载，当时上海滩上两家影响最大的报纸就是福开森的《新闻报》和史量才的《申报》。1929年1月，长期主持《新闻报》的福开森准备抛售股票，消息马上被史量才得知。当时，福开森持有1300股，市值13000元,但史量才竟出价20万元，如愿以偿地成了《新闻报》的大老板。

收购公开后，遭到《新闻报》内部同人的一致反对，在报社内外爆发的一场抵制史量才并吞《新闻报》的运动中，该报每天在一版用大量篇幅登载反对成立报业托拉斯的宣言，还有各界声援《新闻报》的来电、来函。

杨浪分析：“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年5月，《新闻报》董事何联第亲率‘报道组’，在没有官授报道资格的情况下，采写、拍摄奉安大典活动；直赴沈阳，‘独家报道’东北军航空队，这就不仅是单纯的采访活动，而是有着鲜明的新闻竞争乃至与史量才收购《新闻报》的行动“斗争”的意义了。”

可是，查阅相关资料，中国的报社设立专门的摄影版面和摄影记者大多自上世纪30年代始，那么，《新闻报》其时的新闻照片是由谁拍摄的？如何完成拍摄呢？新闻摄影当时与商业摄影界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新闻报》会不会邀请照相馆的摄影师去拍摄奉安大典等历史事件呢？

“探究下去，可能会涉及到很多有意思的话题，比如中国新闻摄影的滥觞。”杨浪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显得兴致勃勃。

从老底片中，杨浪还发现了很多有趣之处。比如，何联第当年曾到过日本东京，这是一次国际采访吗？1929年，他还到过香港，郑重地与一个外国人合影，这个人是谁？与当时的新闻竞争有没有关系？

杨浪判断，只要找到1929年的《新闻报》，很多问题就会找到答案。

7月16日，刘钢一大早就赶往位于十里河的首都图书馆，借出上世纪20年代的所有《新闻报》。捧着两大本又黄又脆的旧报纸，刘钢一页页地翻看，不时拿起相机拍上几张。

可是，1929年的新闻报却只有一期。刘钢不甘心地把唯一的一期看了又看，并决定过两天再去国家图书馆，如果还不行就专程去趟上海图书馆。

    它不是我们通常看到的那种被人咀嚼之后，用逻辑编织起来的历史

6月23日，仅仅在博联社的考证专题“开张”一个月之后，刘钢、杨浪、许扬就在上海的一家咖啡厅，与何家的后人见上了面。历史和现实，一股脑地展现在他们眼前。

接待他们的，是何天雯一家三口。她的父亲何伟馨是何联第最小的孙子。其父何传洪是何联第的次子，已于数年前过世。

“何伟馨风度翩翩，对生活细节非常讲究。喜欢喝咖啡，懂收藏。”这是何伟馨给杨浪的第一印象。据说，“文革”时期，全上海仅剩下一家咖啡厅营业，何伟馨仍然经常光顾。

跟何家接上头以后，更多的细节让杨浪喜出望外。

杨浪了解到，何丹书曾是上海的五金大王，因贩卖军火为中法战争做出贡献，受到慈禧太后的嘉奖。他还曾介入当时上海的金融业、轮船业、新闻业，是《新闻报》创始时的股东之一。

何联第是何丹书的孙子，其父早卒，留下何联第和姐姐，由何丹书抚养长大。何联第从何丹书继承的两笔主要遗产，一是《新闻报》股份，一是“何寿康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