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加入两名黑客，一起组建了一个名叫“万国颠覆” （International Subversives）的团体，他们闯入了欧洲和北美的计算机系统，其中包括美国国防部和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网络。在他与作家赛利特·德累福斯（Suelette Dreyfus）合著的《地下》（Underground）一书中，他描述了黑客亚文化的黄金法则：“不要损坏（包括崩溃）你所侵入的电脑系统；不要更改那些系统中的信息（除了修改日志掩盖自己的踪迹）；分享所获得的信息。”

　　在这段时间阿桑奇爱上了一个16岁的姑娘，有那么一小段时间，他离开母亲和那个姑娘住在一起。过了几天，警察登门造访，“他们没收了我所有的电脑设备，”他回忆。他说这次袭击是来自州警察，“原因是某些冒险者吹牛声称我们从花旗银行偷出了50万美元。”阿桑奇没有受到起诉，他的设备也被归还了。“从那时起，我就认为做事更谨慎才是上策。”之后他和女友去了墨尔本，阿桑奇发现她怀孕之后，便一起搬到克莱尔附近住下。阿桑奇18岁的时候，两人举行了非正式的婚礼，不久他们的儿子就诞生了。

　　他还是经常从事黑客活动。在“万国颠覆”的成员意识到当局对他们的活动产生了兴趣之后，数字探险变得越来越刺激。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对该小组展开了一个称之为“气象行动”的调查，而这些黑客设法对调查进度进行了监视。

　　1991年9月，在阿桑奇20岁那年，他侵入加拿大电信公司北电（Nortel）在墨尔本的主终端。通常，阿桑奇是在晚上入侵电脑系统，但这次，一名北电的管理员也在系统里。预感到自己可能被抓住，阿桑奇试图用幽默的方式与他搭讪。“我已经控制了系统，”他写道，但没有给出自己的名字。“多年来，我一直在这个阴暗的角落挣扎。但现在我终于看见了光芒。”那名管理员没有回应，于是阿桑奇又发送了一条信息：“在你的系统里玩得很开心。我们没有捣乱，甚至还做了些改进。请不要通知澳大利亚联邦警察。”

　　“万国颠覆”对北电的入侵，使“气象行动”的调查取得了关键性的进展。联邦调查者们调查了电话线路，试图寻找黑客们使用的是哪里的电话。调查小组的负责人肯·戴对我说： “朱利安是这伙人中水平最高、最藏而不露的一个。他有利他主义的动机。我认为他的所作所为是因为受到‘天下不应该有秘密’这一信念的影响。”

　　《地下》中描写阿桑奇愈来愈担心被捕：“门达克斯梦见警察随时都来袭击，他梦见脚步声在他门前响起，黎明前的黑暗中，荷枪实弹的警察在凌晨五点闯进他家后门，”后来他把自己的磁盘藏在一个蜂房里，这才稍微松了一口气。

　　因为担心被捕，到了十月份，他的状态已经非常不好，几乎不吃不睡。他的妻子带着年幼的儿子离开了他。29日晚上 11点半，警察终于来了，此前他一直拨电话，但只能听到话筒中的忙音。肯·戴敲开了他的房门，说：“我想你是在等我吧”。阿桑奇受到了31项指控。等待审判期间，他患上抑郁症，还跑到医院住了一段时间。他试着与母亲住在一起，但几天之后，他就跑到附近的公园睡觉去了。他住在丹德农国家公园茂密的桉树林中，蚊子把他的脸叮得伤痕累累。就在那段时间，“你内心的声音平静下来了，”他说，“内心的对话由一种说话的渴望所驱使，但如果周围没有别人就没有用处。我不想说得太像佛教徒，但就在那段时间，‘自我’的形象在内心消失了。”

　　有关部门花了三年的时间，才把阿桑奇及其“万国颠覆”的其他成员送上法庭。肯·戴告诉我，“当时我们这个电脑犯罪小组刚成立，政府说’你们要形成一种威慑力量’。好吧，要想造成威慑，就得起诉，我们利用朱利安和他的小组达到了这样的效果。”北电的一个电脑安全小组起草了一份事故报告，声称他们的黑客行为造成了十多万元的损失。其中主要一项指控描述阿桑奇无法无天的行为时说他，“就像万能的上帝一样为所欲为。”

　　因为政府的过激反应，阿桑奇面临可能达十年的监禁，他买来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的小说《地狱第一层》（The First Circle），是关于知识分子在古拉格监狱的遭遇。他读了三遍，后来他写道：“它和我的经历是多么相似。”他认为，“只是进去看看”的黑客行为是没有受害者的犯罪行为，他想推翻对自己的指控。但团体中的其他人想和政府合作。“法官说，‘犯人起立’，当时没有一个人站起来，这是对人格的考验，”他说。

　　最后，他承认了25项指控，另外6项指控被撤消了。最后宣判的时候，法官说：“除了聪明的好奇以及，那是怎么说来着——在各种电脑上获得‘冲浪’的乐趣之外，没有证据表明有什么其他问题。”阿桑奇受到了唯一处罚就是向澳大利亚政府支付一笔数额不大的赔偿金。

　　在案件的进展过程中，阿桑奇与母亲一起，为了获得儿子的抚养权采取了行动。这项法律行动要比他的犯罪案件来得艰难。他们认为孩子的母亲及其新男友危及了孩子的安全，他们想限制她的监护权。但州立儿童保护机构——卫生与社区服务局却不这么认为。后来案件的细节并未公开，澳洲家庭法院的记录一直无法取得。但1995年，一个议会委员会发现卫生与社区服务局“其基本原则在很多案件中发生了偏差。”当这个机构认为孩子生活在安全的地方时，并没有立刻出示证据。就这样监护权之争演变成国家的政治斗争。

　　克莱尔告诉我， “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压制人民的庞大的官僚机构。”她和阿桑奇以及另外一位活动分子组建了一个名叫“父母对保护儿童的调查”的组织。在与卫生与社区服务局开会的时候，“我们进去进行偷偷地录音。”他们的调查组织利用澳洲自由信息法案从卫生与社区服务局取得资料，他们还向保护儿童工作者散发传单，鼓励他们说出内幕，为他们创建的“中央数据库”提供信息。“你们可以匿名，”一份传单上写着。后来一个工作人员把机构的重要内部文件泄露给了他们。阿桑奇告诉我说，“他们内部有持不同看法的人当我们的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