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经过三十多次的听证会以及上诉后，阿桑奇与妻子达成监护协议。克莱尔告诉我，“我们经历了高度的紧张，我认为尘埃落定之后自己得了创伤后精神紧张性障碍。就像是刚从战场回来。你无法与正常人进行正常的交流，我确定朱利安的创伤后精神紧张性障碍从来没有接受过治疗。”她说，阿桑奇的头发从那以后就从深棕色变成了灰白色。

　　阿桑奇觉得筋疲力尽。他骑着摩托车穿越了越南。为了尽最大努力挣钱抚养儿子，他做各种工作，甚至做过电脑安全顾问。他进了墨尔本大学学习物理。他以为，破解宇宙背后的秘密法则会带来智力刺激，打消黑客行为的冲动。但事实并非如此。2006年，他在博客上描述了一次澳洲物理学会组织的会议，“900个职业物理学家出席会议，这个组织是由恐惧地哭泣着的因循守旧者把持，他们有着极其低劣的人格。”他逐渐明白，人类的斗争并非左派或右派之争，并非信仰和理性之争，而是个体与机构之争。作为卡夫卡、凯斯特勒和索尔仁尼琴的“弟子”，他认为机构等级制度破坏了真理、创造力、爱和同情心，“保护网”——这是他最喜欢说的一个词——扭曲了人的心灵。他起草了一份标题为《阴谋即统治》的类似宣言的东西，试图将图论（graph theory）运用在政治上。他写道，不合法的统治本质上就是阴谋，它是官员们“暗中合作、致力于损害老百姓”的产物。他认为，当一个政权内部的沟通渠道中断后，同谋者之间的信息流动一定会萎缩，在这种情况下，当信息交流趋近与零的时候，阴谋就会终止。揭秘是信息战的工具。

　　这些想法很快就演变成了“维基揭秘”网站。2006年，阿桑奇把自己关在墨尔本大学附近的一栋房子里开始工作。他很有创意地把网站的工作流程表画在墙上和门上，这样就不会忘记了。厨房里有一张床，他请来背包客们来到学校和他同住，报酬是帮他建设这个站点。“他根本不睡，”一个当时同他合住过的人说，“他也不吃东西。”

　　根据目前的运作流程，瑞典网络服务提供商PRQ.se提供网站的主机托管，这家公司可以承受法律压力和网络攻击，并坚持客户的匿名。提交的材料首先经过PRQ，然后送到维基揭秘位于比利时的服务器上，再然后送到“另一个法律上较为友善的国家”，在那里它们将从“终端机”上删除，储存在其他地方。这些“终端机”由一群极其隐秘的工程师进行维护，他们是维基揭秘的高级祭司。其中一人通过加密的聊天方式告诉我说，哪怕是阿桑奇和维基揭秘的其他公共成员“也不能进入到这个系统中的某些部分，这不仅是保护他们，也是在保护我们”。整个流程乃至提交的各种文件都被加密，传输一直以经修改的Tor网络匿名方式进行，这种方式可以保证网络传输以极为隐秘的“虚拟管道”进行传送。

　　维基揭秘的计算机每时每刻都在传递着许多假的提交文件，用以掩盖真正的文件。阿桑奇对我说，这个系统仍然有不足的地方，但比“任何一个银行网络都要安全得多”。

　　网站开张之前，阿桑奇还必须向潜在的捐赠者表明网站是可信赖的。维基揭秘的行动分子之一拥有一台服务器，作为与Tor网络的接入点。上百万份秘密文件经由它传输。当时行动分子们注意到来自中国的黑客使用网络搜集外国政府的信息，他们开始记录这些黑客的行动，这些资料中中只有一小部分后来在维基揭秘中被公开，但这最初的部分为维基揭秘奠定了基础。就这样，阿桑奇终于可以说，“我们拥有从13个国家收集的一百万份文件。”

　　2006年12 月，维基揭秘发布了第一份文件——由索马里反对派领导人谢赫·哈桑·达赫·阿威斯签署的一份“秘密文件”，这也是从中国黑客通过Tor网络传送的信息中找到的。这份文件声称将对政府官员处以死刑，因为他们雇佣“罪犯”来袭击他人。阿桑奇和其他人都无法确认这份文件的真实性，但他们觉得他们的读者会使用网站上同维基百科（Wikipedia）类似的用户编辑功能来分析这条消息。他们公布了这份秘密决定，并附上了长长的评论：“这是不是一位与本·拉登走得很近的穆斯林好战分子发表的一份大胆宣言呢？抑或是美国智囊聪明的抹黑行动，意在破坏索马里政局联盟的团结，并达到操纵中国的目的？”

　　后来这份文件的真实性永远无从知晓。然而关于维基揭秘的新闻却迅速传播开来。几周后，阿桑奇飞往肯尼亚参加世界社会论坛，这是一个反对资本主义的会议，他在会上展示了维基揭秘网站。

　　“他收拾行李可真逗，”当年和他同住的人说，“有人来接他，问，‘你的行李呢？’他跑回屋子拿起一个水手的口袋，抓起一大堆东西扔进去，其中大都是袜子。”

　　阿桑奇在肯尼亚呆了几个月，通过电话和网络随时和朋友们联系，但对自己的行踪却始终语焉不详。他的一个朋友说，“当时的情形就是：‘朱利安在哪儿？’大家总是很难找到他，他总想藏起来。”

　　复活节的早上，从格里茨加塔大街上的那栋房子到冰岛国际机场花了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 which is situated on a lava field by the sea。在航站楼，阿桑奇背着一个蓝色的破双肩包，里面放在硬盘、电话卡和多部手机。贡格里吉普同意一起去华盛顿，为发布会帮忙。在给他办完登机手续后，柜台工作人员对阿桑奇说：“抱歉，我没能找到你的名字。”

　　“真有意思，”阿桑奇对贡格里吉普说，“记者会上玩得开心。”

　　“不会吧，”贡格里吉普对工作人员说，“我们有订单号。”

　　阿桑奇说，“已经确认过的。”

　　工作人员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知道，”她说，“但预订信息显示你的票取消了。”

　　两人交换了一下眼神：是不是某个政府机构在扰乱他们的计划？阿桑奇焦急地等待着，后来发现是他买了票后忘了确认付款。很快他又买了一张票，两人一起飞到纽约，然后坐捷运列车赶到华盛顿。那会儿已近凌晨两点。他们上了计程车，阿桑奇不想透露酒店的具体位置，只告诉司机去酒店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

　　“我们现在到了虎穴，”贡格里吉普说，计程车驶过马萨诸塞大道，驶过无数外观平庸的建筑。阿桑奇说：“没什么老虎的气派嘛。”

　　天亮几个小时后，阿桑奇站在全国记者俱乐部的讲台前，准备向前来出席记者会的40名记者播放《附带谋杀》。他穿着棕色的休闲西装、黑衬衣，系着一条红色的领带。他为观众播放影片，不时按下暂停讨论各种细节问题。影片播完之后，他又播放了“地狱火”导弹袭击时的视频——看到导弹击中建筑，观众中的一个女人倒吸了一口冷气—— 并宣读了派遣到伊拉克的那两名冰岛记者发回的那封电子邮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