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北京公交车站的“双十一”广告【4】
深圳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每个人都跃跃欲试。红极一时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虽然主要展示的是体制内家庭的日常生活，但也有不少剧情展示了市场经济浪潮激发的文化碰撞。待业青年贾志新，早早就下海经商，甚至跑到了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岛。一直在国家机关的贾志国，后来也从政转商。而干了一辈子革命的老傅，也偶尔“发挥余热”，与志国、和平一起参股燕红的生意，并且表示：“这股份制就是好……还能在商品大潮中学游泳……”。
在下海成为风潮的九十年代初，在军队经商的时代背景下，我爸随部队一起南下深圳，搞工程建设。在小学三年级暑假，我和我妈一起去深圳看他。在那个夏天，我充分感受到了商品经济对世界观的冲击。

图：《我爱我家》中贾志新初试下海
在很长一段时期，深圳是我们能到达的都市性的最前沿，因为它最接近我们对于都市性的终极野望之地——香港。在回归之前，香港一直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异托邦，存在我们的想象之中。来自沈阳的歌手艾敬，在《我的1997》中这样歌唱着自己对于来自香港的男友的单向遥望：“他可以来沈阳，我不能去香港。”同样是来自大院的我，尽管年幼，但能感受到远方都市性的呼唤。
当时的深圳，好似一个热火朝天的大工地。除了最繁华的市中心那一小片，大部分地区尚未展现出城市的形态，各种楼宇、道路、桥梁，都在建设之中，大卡车和烟尘弥漫的施工场所随处可见。对于我们内地大院的孩子来说，那里的物价极高，不少日用品是内地的十倍，让人瞠目结舌。但是据说那里人的工资收入，同样是我们那边的十倍以上。而各种物质的繁荣，从琳琅满目的小商品市场，到灯红酒绿的饭店酒楼，更是让这里弥漫着一股野蛮生长的都市性。
这真是一个魔幻的城市，房地产、股份制等内地还颇感陌生的名词，在这里充斥着我们的耳朵。我们住在三九大酒店里，每天下楼，都能看到酒店附近停满了各种各样的豪车。这令只在大院见过北京吉普的我大开眼界。酒店距离罗湖桥不远，站在高层的房间里，就能看到远处的香港——郁郁葱葱的山丘的那边，一些高层建筑星星点点地冒出来。有时候我会站在窗前，喝一瓶可口可乐，那味道对于只喝过健力宝的我来说，既奇怪，又新鲜，还带着一点小激动。远处的香港像是一种终极的幻想，而身边的深圳则像可乐一样充斥着难以言传的味道。我很难说这里是好还是坏，唯一能肯定的是这是个完全不同的地方。
在这里我见到了许多没有见过的事情。宾馆里的电视，能收看几十甚至上百个台的节目，包括香港和国外的电视台。许多娱乐节目充斥着商业化的聒噪，女嘉宾们短裙的亮片blingbling的闪个不停，看上去是那么的不真实。一同去深圳的几个阿姨，跑到口岸附近的市场，去买据说是以洋垃圾形式进口来的旧衣服。和我们一起去深圳的一个姐姐，第一次听郭富城的演唱会，激动得满场蹦跳，直到崴到脚。马路上的豪车队伍中，公路赛车摩托飞驰而过，飞男飞女们借助两轮工具在各大迪厅之间穿梭。
后来在中学的政治课上，我们学到了商品拜物教的概念，和资本对于人与人关系的异化。那时候我虽不了解这些理论，但也隐约体会到这里和内地的不同。有时候在街上向人问路，就被索要带路费。而在大酒楼吃饭时，看到我感冒不适，大堂经理干练地脱下自己的西装，披在我身上，告诉我顾客就是上帝，哪怕他只是个孩子。
你能感受到这样一个看起来像“资本主义”的城市，对一个从小在部队大院“根正苗红”氛围中长大的少年的冲击。这或许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体会到异域的孤独和迷惑。
在一个台风来临的下午，我来到楼下，任由狂风暴雨淋湿全身。对我来说，台风和暴风雨也是新鲜的事物。热带气旋带来了南中国海的水汽，狂暴的撒播在这个燥热的城市的每个角落。城市像一块烧红的铁板，让水汽蒸腾，而自身依旧无法冷却。暴雨非但没能洗去世间的喧嚣，反而成为喧嚣的一部分。豆大的雨点，奋力洗刷着这座资本雕琢的城市的每处毛孔。水滴与墙上的马赛克、玻璃窗激烈地碰撞，徒劳地试图与之融为一体。天空偶尔有闪电划过，街上的行人匆匆，不为所动。花园中的芭蕉被雨水打得七零八落，草坪上的积水漫出流到道路上，继而淌入并填满城市的每一条河流。幽蓝色的天空被大楼的玻璃幕墙传导、衍射、放大，天与地上下皆墨。全城昏暗无比，白昼如同夜晚。
那是1993年的夏天，是我与深圳的第一次接触。几个月后，顾城在南太平洋的小岛上举起斧头，将自己与诗歌一同葬送。一年之后，魔岩三杰在深圳河那边的红磡，余音绕梁，之后再无摇滚。又过一年，王家卫的《堕落天使》上映。金城武在影片中喃喃自语：“1995年8月29日，我遇见了我的初恋情人。可是她已经把我忘记。可能是我变得太英俊了吧。”
新世界
伴随着城市的快速崛起和城乡关系的巨变，整个九十年代的都市性是充满喧嚣的。到了世纪末，它突然变得陌生了起来，这个阶段的都市性，好似世纪之交兴起的电子乐一般，在电脑与合成器的作用下，带给都市人紧张又兴奋的阵阵节拍。
1997年香港回归，是我们拥抱都市性的重要一刻。刚来郑州不久的我，发现都市性扩展的速度正在加速。我们曾经以为，香港是我们遥望的终点，但其实只是全球化背景下都市性传播的一个驿站。香港、台北、东京......越来越多亚洲繁华都市，在我们的视野中，从远景变为近景。它们长期以来是我们步入都市时代的导师，但我们最终发现，它们很多时候扮演的是二传手的角色。所有人都在模仿美国，然后进行亚洲式的消化和再输出。
从更长的时间跨度来看，韩国的Kpop似乎更加卓尔不群。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文化产业被举国扶持政策托起。愈发成熟的商业运作，动力十足的产品线，为整个亚洲带来了源源不断的都市性生产。在世纪之交，第一代韩流开始在青少年中流行开来。这其中，H.O.T毫无疑问是领军人物。这些发型夸张的金发少年们，穿着宽大的嘻哈服装，用节奏强烈的唱跳韵律征服了全亚洲的年轻人。在他们第一次到中国开演唱会时，这个组合的队长文熙俊惊讶地发现，台下竟然有中国歌迷拥有和自己一样的前卫造型。都市性的潮流，如同新兴互联网上肆虐的“千年虫”一样，在世纪之交的世界中快速地传导、复制和无限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