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的生产所消耗的劳动价值，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人的自然力”的生产，即生产出人类天然具有的体力与智力所需耗费的劳动价值，这需要提供人类生存与繁衍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二是给劳动者提供掌握一定技能的教育与培训，这也需要一定的费用。马克思说：“为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而这又得花费或多或少的商品等价物。劳动力的教育费用随着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因此，这种教育费用对于普通劳动力来说是微乎其微的包括在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总和中。”⑦在马克思时代，机器大工业的科学技术发明不断把工人的经验技能规范化、标准化。“在简单协作中，资本家在单个工人面前代表社会劳动体的统一和意志，工场手工业使工人畸形发展，变成局部工人，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科学为资本服务。”⑧因此那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反而是对工人本身技能的剥夺，工人沦为基本上不需要文化教育只拥有“人的自然力”的劳动工具。

　　但是，当社会生产力从大工业时代到信息化时代，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生产过程高度信息化之后，抽象符号性操作（如计算机编程）越来越多，需要一定的专业训练才能进行；专业分工越来越细，需要长期专门训练的专用知识越来越强。此外，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同时产品创新速度越来越快，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培育劳动者的创新能力。所有以上各方面的因素，使工人的劳动力生产除了生理性的体力与智力再生产外，教育和训练所占的比重不再是当年马克思所说的“微乎其微”，它在劳动力的社会必要劳动价值中的占比，远远超过维持生命的生存所需。于是，社会生产需要的较高教育水平与专业技能的白领工人越来越多，在整个工人阶级队伍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而在人才竞争激烈的领域，工人所具有的知识和技能，必须超过其工作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也即具有一定的知识储备，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这些都大大增加了劳动力生产过程中教育和培训所占的比重。

　　因此，人类劳动力的发展有两个阶段：一是全社会劳动力生产中，生理性再生产占主要地位的“自然人劳动力”阶段，主要任务是“人的自然力”的再生产；二是教育和培训占主要地位的“知识性劳动力”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劳动力的必要劳动价值的构成发生了变化：不仅包括劳动者个人及其养育后代所要进行的生理性再生产耗费的价值，而且占相当大的比例是劳动者本人及其后代的教育与培训所花费的劳动价值。因此，劳动力的必要劳动价值必然成倍增长。于是，知识型工人的工资必然远远超过马克思时代工人的工资，中产阶级由此形成。

　　知识型劳动力的特征，不仅表现在其必要劳动价值（其价格表现即工资）大幅度提高，而且其个性化、差异化特征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在“自然人劳动力”生产中，人们之间维持生存需要所要消耗的劳动产品大致相同，可以有一个社会统一标准，因而工人的工资大致有一个统一的尺度。而在“知识型劳动力”生产中，其需要投入的劳动价值具有个性化特征，不同行业、不同职位之间差距很大。对各种特殊人才所需要投入的价值各不相同，这就是“知识型劳动力”培育的差异化特征。

　　人类的劳动能力从“自然人劳动力”到“知识型劳动力”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历史进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种历史进步被资本化，而出现了“人力资本”。那些高于由社会公共产品生产出的一般劳动力的科学文化知识与技能，也即人们所受的特殊的差异化教育的部分，是在劳动力生产上的投资，称“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人的智力和知识的“资本化”，同时也是资本的“知识化”。这就是说，除了生产简单劳动力的可变资本之外，资本还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投资于生产资料的物质化资本，另一种则是投资于人的知识与技能教育的“知识化资本”，也即“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具有和资本家所拥有的物质资本进行博弈的能力，它使劳动者能够获得高于一般劳动力的工资，其差值即人力资本的收益。实证研究表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化等，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得到了很大提高，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突出，由此人力资本产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在理论上出现了马丁·魏茨曼首先提出的分享经济理论，在实践中也产生了多种形式的利润分享制。”⑨这使劳动者能够用自己的“人力资本”与资本家的“物质资本”相抗衡。于是，生产力上的巨大进步对劳动者知识文化素质要求的提高，一旦被资本化就会产生资本新形态人力资本。这是资本发展史上的巨大变化，它使“中产阶层”劳动者家庭成为人力资本的投资单位，其不断繁殖而出现“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但在看到人力资本带来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的历史进步的同时，还要看到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获得了新的表现形式社会在人力资本中的两极分化。当代家庭已将大量的剩余劳动价值投入自己和后代的人力资本中。于是家庭成为人力资本的自我繁殖单位，而进行人力资本的世代积累。穷人只能接受由公共服务提供的普通教育而没有特殊的“人力资本”，受到某种特殊教育的富裕阶层则会在人力资本中占优势。于是社会的两极分化，不仅表现在人们占有的物质财富上，而且还表现在拥有的知识化的人力资本及其决定的人们的社会地位上。这是由家庭的血缘关系在人力资本上的投入产生的新的两极分化。与此相伴而生的是教育的产业化。许多实证研究表明：教育不平等仍是当前个人收入不平等的最主要原因。⑩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所说的“拼爹的资本主义”现象，部分原因正在于此。

　　四、社会的福利化：建立在寄生性与社会分裂基础上的资本主义

资本为了最大程度的增殖，必然最大程度地压低劳动者的工资与福利，导致劳动者的贫困化。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实行高福利政策。工人不仅工作日缩短和工资增长，而且从出生到死亡，在医疗、教育、失业补助等方面，享受较高的福利待遇。这就是“社会福利化”，而其一部分来源于资本，所以战后出现了部分资本转化为社会福利的现象，也可视作部分资本形态的新转变福利化。这种转变明显违背了资本本性，因此有人据此断言，战后资本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不再以自身增殖为唯一目的，因而《资本论》已经过时。

　　但是，深入分析这种福利化趋势，我们将会发现，正是《资本论》的深刻见解，我们才能理解这种福利化的实质及其历史发展趋势。

　　(一) 福利化政策的三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