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化不但违背历史上的资本本性,也违背当代和将来的所有资本的本性。资本本性并未改变,也不会改变,否则就不再是资本。而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福利化政策,实属资本在外部压力下迫不得已之举。这种压力主要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过剩性经济危机的压力,二是由社会两极分化所产生的无产阶级的抗争,三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导致冷战的需要。
1929年到1932年席卷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使发达国家政府接受了凯恩斯主义。凯恩斯没有看到危机产生的真实的原因是资本积累与穷困积累的两极分化,而是将过剩的原因片面地归结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凯恩斯由此开出了一系列增加有效需求的处方:增加公共产品的生产,以增加对过剩产品的购买力,由此出现了发达国家的福利化趋势。这是资产阶级在过剩危机压力下的迫不得已之举。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使资本主义国家感到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因而不得不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不然的话将会招致本国广大工人阶级会向往社会主义制度,直接威胁资产阶级统治。同时社会主义国家以工人阶级为领导,这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强有力的鼓舞。于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工会的力量空前强大,工人组织起来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以提高工资与福利待遇。工会组织使工人在国家政治机构的选举中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尽管工人们只能在资本集团选定的候选人中进行选举,但也会使某些候选人在福利政策上给出竞选许诺,从而使福利制度得到实现。
正是出于以上各个方面的压力,代表全社会资本集体利益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在一定限度内实施福利化政策,将部分资本利润用于社会福利。而资本的发展和全球扩张,给这种福利化提供了可能性。生产力的知识化导致了上面所述的人力资本的出现,于是社会出现了大量的具有较高收入的中产阶层,它为支撑福利化提供了剩余价值的来源这就是以中产阶层为主要纳税对象的国家税收体系。而全球化则把资本吸收剩余价值的触角伸向全世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成为支撑福利化的剩余劳动价值的主要源泉。因此,所有的福利化资本主义国家都是以高科技产业为主、以出口为主的国家。福利化的上述必要性与可能性相结合,自然就产生了福利化现实。
(二) 福利化导致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新表现
正因为福利化本身是与资本本性相悖的,将它植入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就会产生重重矛盾,由此形成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一系列新表现。首先,最主要的是滞胀的出现。福利化的庞大支出来源于税收,这必然导致资本的运营成本上升,这直接导致两大后果:一是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二是社会总投资量减少,于是经济停滞或衰退。这二者合在一起,形成了滞胀。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所导致的经济危机在福利化条件下的表现形式。其次,表现为国家主权债务危机。滞胀的结果是政府的福利支出越来越庞大:通货膨胀导致福利支出的货币越来越多,同时经济衰退导致需要救济的失业与贫困人口越来越多。因此,政府的税收越来越无法应对庞大的福利支出,财政赤字不断积累,最后导致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2007—2015年期间,美国政府债务负担率(政府债务余额占GDP比重)由64%上升至106%,日本由183%快速上升至250%,英国由44%上升至89%,法国由64%上升至97%,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国政府债务负担都快速突破了100%。即使是财政状况最为稳健的德国,其政府债务负担也于2010年一度突破了80%。”这些国家的政府债务水平都远高于《欧盟条约》规定的60%警戒线。美国的主权债务可以通过印刷货币(也即“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部分解决,而欧洲国家就比较困难了。主权债务积累到一定程度,将发生还贷无望,国家主权信用等级下降,于是无法继续借债,高福利政策就无法持续下去,由此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五个国家发生了主权债务危机,2012年的到期债务有4061亿欧元,长期债务规模有4万亿欧元之巨,根本无力偿还。主要依靠出口支撑的北欧国家,其高福利也难以为继。
上述经济矛盾必然导致发达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高福利导致一些不劳动者也能获取较高的福利,加重了社会负担,其中相当大的负担由社会的中产阶级纳税承担。于是在西方社会形成了赞成与反对福利制度的两大政治派别,左派支持而右派反对。这种政治对立使西方国家政府常常左右轮换,政治取向高度不稳定。而且全社会越来越趋向于分裂状态。
福利化不仅导致发达国家上述国内矛盾,还导致以下一系列国际矛盾:一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矛盾。高福利违背了资本最大化增殖的本性,因此发达国家的资本必然要从发展中国家分割到更多的剩余价值来补偿。这就使发展中国家的工人本来应当具有的最基本的福利被剥夺了,用于维系发达国家的高福利。这些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剩余价值,通过发达国家的资本向本国交纳高额累进制税,来支撑社会福利体系。这些税收表面上直接来自发达国家的高收入群体,实质上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间接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的辛勤劳动。二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矛盾。违背资本增殖本性的高福利系统,使各国政府在财政上出现长期的支出大于收入的矛盾。于是,欧洲国家为了支持高福利政策,把其国家军事安全主要委托给北约之首的美国来承担,导致美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矛盾:美国要向这些国家收取防务保护费,这显然是各个盟国不愿承担的。而在高福利的西方国家内部,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导致一些国家主要依靠向德国、法国、英国借债来维持其高福利,而且缺乏偿还能力,于是产生了债权国与负债国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错综复杂,直接影响各国经济发展和政治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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