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我从一个三闾大学毕业，那个时候大学生已经不受人待见了，况且我没进过学生会，不是党员，英语四级还考了三回。但是凭借简历写得无耻加煽情，有两个单位要试用。一个在北方，一个在西南。
我爸爸在山东老家找一个独臂半仙给我算了一卦，根据我的生辰八字，我适合北上，不宜南下。该独臂半仙曾经算准我哥哥在26岁那年生一儿子。
当我北上的心在“生儿子”的信心鼓舞下，越来越坚挺时，我的一个老师认为，别人一个单位都没找到，却有两个单位要我，我肯定是吹牛，并且跟女学生嘀咕说：“《成都商报》好牛逼，能看上他——他四年连个请假条都没写通顺过。”该男老师长发不飘逸，并且一头头屑，这样，我就不得不来商报，我得证明给我们班那28个女生看，我从来不吹牛。坐了16个小时火车，我就从武汉来到了成都。
5年后，成都把我养的面目全非，一脸清秀换成了一脸横肉。这个城市虽然把我毁成这样，但是以一个山东人的正直出发，我还是得说成都的好话，这里不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但是有可能我儿子要生在成都，再说我现在也是成都户口了。不论将来是否留在这里，我和这个城市已经发生了多次关系，我在红星路上班挣钱，我在锦江区书院西街一号结婚登记，我在金牛宾馆结婚请客，我在拆掉的老刃具厂开发的楼盘买了房子，很多成家立业的事情，都在成都发生了。
在成都呆了5年，曾在九眼桥桥头喝醉过酒，也曾在芭比逗过女学生，在锦里喝黄酒装过诗人，在宽窄巷子拿相机扮过文青。现在，我抽的依然是中南海，吃的是楼下卖的山西戗面馒头，白天说的是鲁西北味道的普通话，梦里说的则是纯正快板味的山东话。但5年，还是变了很多，比如：经过5年的锻炼和一次痔疮手术，我现在吃火锅再也不用要碗白开水，理直气壮的只要红锅，不要鸳鸯锅；喜欢晚上去吃冷淡杯，喜欢啃兔脑壳（成都人也把打啵称为啃兔脑壳），喜欢书院西街垃圾中转站和公厕旁的钵钵鸡；最近学会了打血战到底的成都麻将，并且于上周末下午17时成功做出一个龙七对；街上被人骂一句“瓜娃子”，基本上能听得懂，并且能很大声的骂回去。现在与同学电话交流，都会得到很郑重的建议，请我不要一定在每句话后面都加一个嘛、或者一个撒、或者一个三。在成都呆久了，即使不会说成都话，但是不自觉的已经被成都化了。在北京的同学，现在张嘴一定是丫的；武汉的，再怎么斯文也要来句个斑马；广州深圳的，一句话尾巴上一定要加个得啦，这也就是文化“化”的力量。
不比较，很难发现一个城市的好处，身在其中，也往往感觉不到这个城市的魅力，跟娶媳妇是一个道理，得了白玫瑰的，红玫瑰的就是掌上的朱砂痣，白的就是衣襟上的大米粒儿，得了红的，白的就是窗前明月光，红的是墙上的蚊子血。我的外地男同学有朋自远方来到成都，无论审美趣味是萝莉还是少妇，喜欢的是骨感女还是羊脂球，嘴里全是滋滋的吸口水声，所以，同学走后一般评价我最好的招待，是带他们到春熙路打望美女，这种招待，惠而不费，成了我招待外地同学的必选项目。有一次我给一同学抱怨成都生活的无趣，他来句：“别身在福中不知福，春熙路上一蹲，看美女川流不息，还有什么不能排解的呢？”说的也是，美女当不了饭吃，可是怡情养眼，久而久之也能练就君子之风。
有的时候觉得成都不咋地，纯属是逆反心理，因为说成都的好话太多了，成都一位叫小马戈的诗人，说“老子总觉得，他们喜欢的成都，跟老子没有关系，城市里，哪里会有故乡”。我琢磨着，他这话是针对成都本地的诗人们的。媒体、文人、诗人、艺人，还有一些找不到正经事干的学者也进来掺乎，一时城市学成为显学，不是城市文化研究，就是城市地理笔记，于是关于成都的很多溢美之词流于泛滥，抵触心理之下，我往往产生城市虚伪主义，都被全球化了，城市都在贪大求洋，人人都是围着钱赚的禄蠹，哪有什么城市性格。可是有些事情，又不能不说城市是有性格的，不然有些事情解释不了。成都为什么出的是李伯清，而不是小沈阳，出了李宇春，而出不了邓玉娇。李伯清是三花茶里养出来的，老成都人喝茶，打牌，看戏听书，我们可以在老照片里还原那种茶馆里人山人海的壮观场面，李伯清在散打里，使劲糟蹋成都人，可是成都人喜欢：“素芬，起来起来，去把啤酒瓶瓶给我卖了，老子要回传呼了。”
等我到成都的时候，已经听不到李伯清的散打了，我是偶然听到一句他对成都人的评价，才开始找他的碟子听的，他说成都人就像水里的鸭子，表面上看的优哉游哉的，可是在水里的两只脚紧到划。大意如此，李伯清的原话肯定更生龙活虎，现在他跑到彭州一个庙子里当和尚去了。在成都式微的不只是李伯清代表的市井文化，还有实体的老街老巷老房子老厂子，所以二十四城记里，最后定格在万夏的那首诗上：成都，仅你消逝的一面，就够我荣耀一生。
5年成都生活，我还处于浅阅读的阶段，李伯清说，穷毕生之力，也没有办法把整个成都看透，何况那些只在成都生活了几年的人。所以，我希望自己的成都生活不要太深沉，就这么一直在比较低层次的需求层次里呆着，看美女，好美食，色而不淫，吃而有度，用自己的身体去体验成都。

食色之本
〇 洁尘